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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王夺嫡》，郑小悠、橘玄雅、夏天合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小悠乃是北大历史系博士，没想到还能撰写通俗性的畅销书，她的《年羹尧之死》一版再版，获得广泛好评，几年前我们曾经一同到湖南参加“文化下乡”活动，因此知道她对于清史如数家珍。而今她的这部新作谈的仍然是清代有名掌故，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别开生面，确非易事，非有超强之信心者，绝不敢为。
郑老师也在序言中谈到了这一点。她说，康雍之际争夺皇位的故事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史，以此话题再创作，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选择，因为相关研究太多，极难写出新意，她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郭润涛就反复告诉她：“从来没人研究的题目不能选，那很可能是个‘伪问题’；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的题目也要慎选，因为所需的阅读量太大，而自我发挥的空间太小。”
正因为导师的告诫，使得郑老师虽然对这个主题一直有兴趣，但也一直没有下决心撰写，后来得到两位挚友加盟赞襄，才让她开始动笔。她介绍橘玄雅对满文档案和爱新觉罗家族史、清代宫廷史都有研究，同时夏天对康雍史很谂熟，这样的三人组合，真可谓强强强联手。
本书的章节不标回次，只列出每节的名称，比如第一节名为“皇位继承是个历史难题”。该节谈到了雍正帝继位伊始，社会就流传小道消息，称其得位不正，由此而引发了曾静案。乾隆帝继位后将其父亲自编撰的辨白奇书《大义觉迷录》毁板禁绝，由此引起了人们无限的猜测。孟森提出的“清初三大疑案”中，其中之一就是“世宗入承大统”，本书谈论的正是康熙的九位皇子争夺储位的故事。
书中谈到了中国古代实行的主要是储子均分遗产制，在民间传统中，继承财产时兄长与弟弟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优势，相反，兄长还要负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供养弟弟读书等等，但帝王之家不同，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悲剧时有发生。郑老师认为，皇储之争并非是每个皇子都愿意做的事，想躲清闲也绝非易事：“从主观来说，皇子想当富贵闲人，必须要心态好、胆子小，另外还要性格软弱、文不成武不就。心态好而能力强，那是不行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因为如此，“生在权力中心，没有争权的欲望，却有行权的能力，别人也不会放心。”这正如“周公恐惧流言日”，自辨清白何其之难，而郑老师给出的条件不仅这一点，她还列出了另外三条，以此说明人在樊笼中，不争都不行。
那么，郑老师是如何解读九子夺谪之事呢？她把此事的肇始原因归结在康熙皇帝的教子误区，文中提及玄烨共有35个儿子，进入兄弟排行的有24个，皇帝教子的特点可归结为两句话：一是满汉杂糅，首崇满洲；二是重智育、体育，轻德育。玄烨在三藩之乱危险的时候，一改满洲旧制，册立只有两岁的嫡子为皇太子，以此表明他承当华夏正朔，遵守儒家传统，然在立太子之后，他却没有实行与嫡长子继承制相匹配的皇室子弟管理制度，而是延续关外传统，让他的庶子们在军事政治上各显其能。康熙原本的目的是想打压五旗诸王势力，但他没有想到任用皇子参与军国大事会让这些皇子们野心勃勃。故郑老师总结说：“康熙帝既想利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又试图用满洲传统弥补其不足，这样矛盾的思路和做法必然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郑老师逐一讲述了九王各自的情况和性格特点，接下来讲述玄烨在临终前究竟让哪位皇子来继承大统的谜案。此前我读到过一些史料，但几乎每种史料的真伪性都会遭到不同的质疑。关于玄烨驾崩后的情形，我在马国贤所著《清廷十三年中》看到过大段的细节描写，可以想见当时京城的气氛是何等之紧张。
胤禛继位后的三四年，他先后清理了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这些皇子身边的太监侍从等也被发配到边地，这些人在前往戍所时，沿途讲述宫廷秘闻。因为是被处罚者，想来这些人的所讲都是说胤禛如何弑父夺位，然后再残杀兄弟，当时湖南大山里的一位名叫曾静的读书人，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听闻到相关故事，而他原本就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于是决定抓住机会推翻清政权。曾静派他的弟子张熙前往西安，劝说岳飞二十一世孙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然其未成想到，岳钟琪举报了此事。
关于皇帝驾崩前的传位问题，曾静听到的版本是：皇帝下令传位给允禵，同时下令将允禵从甘肃召回，但隆科多隐匿了圣旨，圣祖驾崩后，隆科多矫召宣布由四阿哥胤禛继位。曾静被抓后，胤禛对这类说法一律斥为诽谤诋毁，于是才有了《大义觉迷录》。郑老师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玄烨病危之时急召胤禛赴园的时间，她引用了《实录》中对这一天的记载，同时说，雍正所修《实录》告成于乾隆六年十二月，此时距离玄烨驾崩已经二十年，郑老师引用了《实录》的记载后指出：“这段记载把康熙《实录》中的胤禛受召和抵达寝宫的两个时间点删去，又把他三次面见康熙帝问安，改为五次。前者或许是行文方便，后者或许是抄写错误，但另有别故也未可知。”
诸多的蛛丝马迹，均可指认胤禛继位确实有问题，当时胤禛抵达畅春园时，皇帝已向其他皇子和隆科多说过了继承人选之事，胤禛并未亲耳听到过，亲耳聆听康熙帝传位谕旨的是三阿哥、七阿哥、八阿哥等七位皇子，同时还有理藩院尚书隆科多，郑老师说：“隆科多作为异姓大臣聆听遗命，还在康熙帝去世后独自向新君传达遗旨，未免太不合理。”
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郑老师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列出不同的说法，同时给出合理的猜测，她究竟在文中给没给出相应的结论呢？只能请读者自己去享受发现的快乐。
《鸳鸯六七四》，马家辉著
花城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乃是该书的策划统筹林妮娜女史所赠，恰好本书的特邀编辑乃是赵丽苗女史，近几年她们一直张罗着我的两本书，书还没出版，二人却分别调到了其他部门，因此翻阅这本书时，不免让我有了诸多感叹。
这是马家辉先生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收到此书之前，我就多次听到林妮娜说这本小说写得很好看，可是我一直不明白书名的含义，林妮娜说这是一种牌局。当我收到这本书，说到该书的楔子时，才对书名有了基础性的了解。故事被安排在了1967年12月24日的平安夜，香港湾仔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湾仔堂口“新兴社”龙头哨牙炳在宴会的牌九局上，一连拿了三把大烂牌，这种牌就叫“鸳鸯六七四”。
故事说，哨牙炳这天在湾仔英洋酒店开了十八桌宴席，以此来庆祝半百寿宴，同时准备在席间宣布金盆洗手，他准备移民南非。在开席前，兄弟和来宾依例赌钱消遣，对于这种玩法，马先生有如下解释：
牌九局有三十二张骨牌，八门赌客，各取四张，以点数高低决胜负。“鸳鸯六七四”是烂的四张牌，拿到它，九成九输钱。“鸳鸯六”，指的是两只花色不一样的六点；“七四”，指的是一只七点和一只四点。拿到这副牌并非什么罕见的事，邪门的是连续拿到三把，烂，烂，烂，像在哨牙炳头上乱斫了三刀。
大概不玩牌的人很难读懂这段话，马先生考虑到了读者的感受，在文中画出了几张牌九图，以此让读者分清楚他所说的“长衫六”“平脚四”是什么形象。马先生很形象地描写了哨牙炳摸到这三副烂牌时的不同心态，尤其当他摸到第三把同样的烂牌时，哨牙炳的心态有了急剧性的变化，他觉得在金盆洗手之夜连摸三把烂牌，等于遗臭万年，会让世世代代的兄弟们都嘲笑他，所以他觉得不能输。当他摸后一张牌时，手在发抖，“别人以为他是紧张，唯他明白因为愤怒”。
任何事情发展到顶点就会起变化，哨牙炳的心态也是如此，当他摸到后一张牌时，心态反而坦然了下来，他说这是老天有眼，有求必应，因为一连三把“鸳鸯六七四”乃是千载难逢，本来十分尴尬的局面被他的几话玩笑话而化解，引得众人人哄堂大笑。
马先生是通过牌局来讲述香港一个帮会的故事，本书的腰封上印着文眼“每个人都可能摸到烂牌，把手上的烂牌打好，是我们一生能做的事情。”马先生在后记中讲到了此书的来由，他说2016年出版了《龙头凤尾》，在宣传演讲时他对听众说，该书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因为我发现写三部曲的作家好像比较容易成为经典，譬如说，巴金。”可见《鸳鸯六七四》乃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经他这么一说，反倒让我开始期待，第三部他会写什么内容呢？
《不知有花——山木野花的四时之态》，徐文治著
漓江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今年五月的某天，国际儒联宣传出版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浩先生在某位新会员家组织了一场会员雅集，由此得以结识徐文治先生。徐先生带了这本新作分赠与会者，众人现场翻阅，纷纷向徐先生请教：中国插花与日本插花有什么区别？经徐先生讲解，让我明白了日本插花虽然也是由中国传过去，但是日本人加入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然而有人认为，从日本引进的插花艺术仍然是中国古代插花艺术的翻版。徐先生说，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他通过翻阅大量典籍，融入自己的理解，努力恢复中国古代的插花艺术，为此引起了国内一些重要部门的关注。
从本书前所附简介可以了解到徐文治乃是瓶花北京艺术中心创始人，同时还是艺术媒体人、策展人和空间艺术规划师等。我好奇于徐先生是什么契机开始研究中国插花艺术，他告诉了我一些细节，由此更印证了我的看法，某个人对某项事情感兴趣，偶然因素占主导，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长期积累，也难以产生出自偶然因素的契机。徐先生既有了这种契机，又能把事情做得很彻底，此后他长年为恭王府、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提供展陈设计服务。
两年前我曾到苏州博物馆去看清代苏州吴氏收藏展，主要目的是想看那部被书界视为神物的宋版《梅花喜神谱》，观展之人在苏博外排起了多个折返的长队，人们对美的追求在此得到淋漓的体现，这种热闹场景足令我等有好古之心的人大感欣慰。然而，这种欣慰其实只是满足了心理需求，个人的真正看展体验并不佳：挤在乱哄哄的人群中，难以静心去体会展品的妙处，故那次观展我只扒着玻璃柜多望了几眼那部宋版书，其他的东西只是匆匆一瞥就离开了。
今日读到徐文治的书，方得知那场展览布置的一些瓶花就是出自他的手。众人闻听这个故事，纷纷起哄，称下次到芷兰斋参观时，要先请徐先生去布置瓶花，以此做为接头暗号。徐先生却认真地说，古书怕潮湿，不能到那里布置瓶花。可见他在考虑人们对美的追求时，还想到了实用性的问题。
世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审美的眼光，我就属于这一路人，而徐先生则是审美眼光十分丰富的人。翻阅此书，里面所拍瓶花图案均是他的作品，这些图案大多是以一个枯枝，上面有几个叶片，或者有个果实，而后插在一个瓶子里，这样的事人人可为，但若创造出一种美的意境，则绝非易事，想来这需要雄厚的知识积淀，还要有敏锐的把握力，更重要的是如何能搭建出美。古人讲究成竹在胸，我觉得徐先生应该是心中有花，期待着今后能够多与徐先生交流，使我在欣赏美方面，得到些许长进。
《北游搜访文献日记》，方树梅著，戴群整理，吴格审定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之一种，32开精装，单色印刷，除作者像外无插图，乃责编崔燕南女史所赠，整理者在说明中先介绍了方树梅的生平，称其祖上本是中原人，明代时从军入滇，后卜居于晋宁，家事农业，耕读传家，时逢朝廷废科举，兴新学，方肄业于云南高等学堂，后投身师范教育，曾受聘晋宁州教育研究会会长。
方树梅对家乡文献极其热爱，自称：“余古滇池县人也。生有爱滇心，滇之山川物产、气候风俗，靡一不可爱，而于文献则爱之尤笃。”故其搜集了大量云南前贤文献，藏书量达三万余卷，之后他将个人所藏陆续捐给省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单位，他所编的《滇南碑传集》《明清滇人著述书目》等流传颇广，其《学山楼丛书未刊稿》中著录个人著作达89种之多。
方树梅曾参与《云南通志》的编纂，在纂修过程中感觉到资料缺乏，经相关部门同意，他走出云南到各地去寻访云南文献资料，此日记就是他出外访书阶段所写。该日记始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终于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历时半年之久。
方树梅访书的路线乃是由昆明出发，沿滇越铁路经过越南河口出省，再由广西入国，先后经过了南宁、广州、上海、苏州、北平、天津、济南等几十个城市，后由香港转赴越南返滇。方树梅在此期间所写的日记，当时并未刊发，直到上世纪60年代出版了油印本，戴群先生就是以油印本为底本，又与馆藏日记钞本进经互校而成。关于整理此日记的步骤，整理者在《说明》中列出以下几条：
一、底本简体、俗体、异体字，统改为规范繁体字；二、改句读为新式标点；三、底本脱字增补加方括号，衍字拟删加圆括号；四、为便阅读，为《日记》内容添加提示语，缀于正文各页书口；五、为便读者利用，为《日记》涉及之人名、书名、机构名等编制索引，附于书后备检；六、先生自撰《臞仙年录》四卷，内容多关生平学行及滇中掌故，为便知人论世，兹并加整理，附刊以行。
访书日记是大多数爱书人的心头好，然而方树梅的这本日记更多的是记录一些游历过程，以及访书途中所作的诗文，还有一些寓居他地的滇人之间的交往。比如他写到在上海的购书经历：“到三马路千顷堂购古书七种，中国书店购古书五种。目列黄元治《荡山志》，已为人购去。”寥寥数笔，并不在版本考证或者意外所获上着墨，有的甚至连书名都不列，又如：“午前十一时，到中国书店、中国通艺馆、来青阁、千顷堂、受古书店，搜购关于云南文献书籍。于中国书店，道光《济南府志》中得李鹤峰先生《山东提学院题名记》一篇，并于‘官绩志’中抄张溟洲、刘寄庵两先生传。在受古堂，得宜良严秋槎之《严泉山人词》二种。”
关于哪些书属于滇籍文献，方树梅在日记中并未列出相应标准，既然参与编纂《云南通志》，想来他的访书更多是“按目索骥”，比如他在某书店购得了云南保山人范廉泉诗钞四卷，他会评价说：“廉泉清官，又极厚乡情。”可见他访书看重著者之人品，但他也会谈到一些掌故：“（范廉泉）关心钱南园先生后嗣，为其子嘉枣置妾。嘉枣故留其妾一年，无妊，乃嫁之，真古之人哉。”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八卦，范廉泉很关心钱沣没有孙子的问题，还帮着钱沣之子嘉枣买一妾，但此妾跟嘉枣一年后仍然无孕，于是后来又将此妾转嫁他人，方树梅竟然夸赞这种行事乃是“真古人”。
就目前的交通情况看，上海跟苏州可谓近在咫尺，然方树梅在日记中写道，他从早上八点由上海乘火车，沿京浦铁路十二点方到苏州。火车已然是现代交通工具，在当时仍然要走这么长时间才能到达。他到达苏州后首先去拜访的家乡人李根源，其称与李根源已经二十年没有见面，故李见到他时也很高兴，特意请来了章太炎等人作陪，在座者还有王佩诤先生，王謇果然是文献家，他嘱咐方树梅先开列云南文献书目，以便于帮助他访书。
在苏州期间，方树梅与李根源多次见面，还见到了李的儿子泌。泌乃章太炎弟子，在目录学方面也很有成就。二十余年前我就读过他所写的《我国古代藏书及近代图书馆史料》，此书戋戋小册，却是那个时代极为难得的相关读物。方树梅对章太炎也很推崇，他在诗中写道：“举国推山斗，当今一导师”。
方在苏期间还参观了苏州图书馆，夸赞该馆藏书宏富，并且在存古学堂看到了墙壁上刻的黄彭年小像，题为《愿作嫏嬛犬》，读到这里突然就让我想起齐白石所刻之印“青藤门下走狗”。
方树梅到达北平后住在云南会馆，每日里前往北平图书馆看书，其谈到北平馆每日为读者提供早晚餐，每餐每人“洋二角”，方认为“以为好学者节省光阴，用意尤善”。可惜，这项服务制度早已取消，三十余年来，我到文津街古籍分馆去过回，里面虽然还有食堂，但只供内部员工，此后那个食堂一度变成了雕版展示馆，再后来又改建为国图出版社的展品室，一系列的变迁只能让人感慨。
方树梅在天津期间拜访了方若，也许是同为方姓之故，方树梅见到方药雨后，询问对方的宗系，得知是“正学公后”，其接着写到：“因正学公遭惨杀，子孙遵先训，不读书，惟安分为农工商，逮清季始渐送子弟入塾。民国以来，亦开办学校矣。”正学公乃是指方孝孺。方若是碑帖收藏大家，他的《校碑随笔》是收藏和研究碑帖人士的必备工具书，其古钱收藏也极具名气，著有《古泉别录》，该书的自校稿现藏寒斋。方若在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书法和绘画作品在日本价颇昂，因为与日本人的特殊关系，使得他在日据时期买下了天津南开区的大片房地产，有着“方半城”之称。抗战胜利后，方若被关进监狱，1949年后藏品逐渐散出，我也有幸得之一二。
然而我并不知道，方若竟然是方孝孺之后，可是方孝孺当年被“灭十族”，难道有后人逃出此劫？但既然方树梅有此一说，想来不是空穴来风。可惜他在日记中没有展开谈一谈其中之缘故，仅是记录了方若为他的《龙池校书图》题诗一首。
总之，从这本日记中能够读到那个时代爱书人之间的交往，戴群先生能将其点校出版，并附索引于其后，使之成为了查证史实、研究文人藏家交往的工具书。
《甘谷诗词大观》，甘谷县诗词协会编
西苑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三月上旬我在甘肃境内寻访，得到了当地楹联协会副会长王家安先生及甘肃贡院博物馆馆长贾守雄先生的大力协助，我们从兰州一路向南，一直来到了甘谷县，在此县结识了县作协副主席李来子和县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张梓林等多位文史专家，众人分乘几车，带我在甘谷县境内瞻仰了多处历史遗迹。离别之时，我得到了几本赠书，此为其一。
本书为16开平装，500页之厚，乃是由副主编李来子先生所赠。该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为古代诗词及楹联，第二卷为现当代，第三卷为新诗选，古代部分所收第一首竟然是《诗经》中的《蒹葭》。该诗可谓妇孺皆知，但我从未想到该诗会跟甘谷县联系在一起。接下来的四首也是出自《诗经·秦风》，好在五首诗后有注释，其中谈到了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通过考证清华简，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迁到了“邾”，而邾即是《尚书·禹贡》中的“朱圉”。“邾”在战国楚文字中通常读作“吾”，《汉书·地理志》中天水郡冀县的“朱圉”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故在西周初期此处乃是秦人早的居住之地，所以编者认为：“以上5首反应秦早期秦人声影的诗篇诞生在甘谷可能性极大。”虽然这句话有商榷的口吻，但也说明甘谷当地文化人有着很强的文化自信。
在寻访途中，我在路边无意看到了三国名将姜维的雕像，众人建议我去参观姜维园，但我目的性太强，当时赶着去看文庙，但由此也了解到，胆大如卵的姜维竟然是甘谷人。虽然历史不能假如，但我还是觉得姜维如果诈降成功的话，三国历史将会改写。今人把姜维的胆大解释为胆囊炎，这岂止是焚琴煮鹤，在三国中，能够破诸葛亮之计者寥寥数人，而姜维为其一，可见他也是位绝顶聪明之人。
虽然姜维有勇有谋，但我更愿意把他视为一代名将，没想到本书中还收录了一篇他的诗作《答母》：“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这首诗寥寥几句，却表达出了姜维对母亲的思念，并且还嵌入了中药名称，只可惜书中没有注明该诗的出处，想来必有所据。这几句诗使得姜维在我心目中的形像更为饱满。书中还收有韦冕为姜维祠所撰对联：“九度伐中原，壮志难酬，志从汉室输忠悃；一祠营故里，精灵不昧，欲向锦江迓英魂。”可谓概括了姜维的生平。
本书中收录了多首胡缵宗的诗作，此人作过苏州知府、河南巡抚等职，是明代的文人和权臣，他的诗集名称为《鸟鼠山人集》，很多人说应当是“乌鼠”，因为当地有乌鼠山存在。我曾跟王家安探讨过此事，因为《鸟鼠山人集》流传较广，我仔细看过多个版本，的的确确是“鸟”而非“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我至今没有搞明白其中的缘故。
本书前面附有插图，其中第一幅彩图乃是甘谷县华盖寺内元代的伏羲塑像，他的皮肤呈蓝色，跟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人有一比，说不定该电影的导演就借鉴了伏羲的形像。有意思的是，书中节选了一段《黑暗传》，小注称这是八十年代初在湖北神农架发现的一本长篇创世纪史诗，其中一段讲到了伏羲与女娲的来由：
圣母不觉动春心，一条霓虹绕其身，圣母从此怀了孕，怀了三百六十春。生下男女两个人。男儿伏羲是他号，女儿女娲是她名，他俩出生在冀城。当初混沌未曾分，有一金龟出了生。知道伏羲是天皇，兄妹成婚有缘分。伏羲女娲配成婚，天为主来地为证，金龟便是做媒人。
虽然这不是诗，但书中仍然将其收录，可见这部书的编纂旨意更在于凸显甘谷县源远流长的文化史，而今当地有这么多文人致力于此，让我体会到了中华文脉的延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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